克拉丽莎俯身向前，拿起他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吻了他——确实感到他的脸贴着她的面颊，她硬压下胸中的热情，那翩翩飞舞的银光闪闪的羽衣，犹如热带阵风中飘荡的蒲苇；当她逐渐恢复平静后，便握着他的手，轻轻拍他的膝盖，舒服地靠着沙发，心里觉得，跟他在一起无限融洽、轻松；她忽然想起，如果我嫁给了他，这种快乐将会整天伴随着我哩！

对她来说，一切都已结束。床很窄，床单已铺上。她独自走上塔楼，撇下他们在阳光下采撷草莓。门已关上，在落下的泥灰扬起的尘埃和零乱的鸟窝之间，眼前的景象显得多么遥远，传来的声音听上去微弱、阴凉（她记得有一次在利思山上就是这样）；还有理查德，啊，理查德！她在内心呼唤，恍惚酣睡的人在夜半惊醒，在黑暗中伸出手来祈求援助。她重又想起理查德正与布鲁顿夫人共进午餐。理查德把我给撇下了，我永远是孤独的，她想，一面交叉双手，搁在膝盖上。

彼得·沃尔什已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向着她，轻轻地挥动着一方印花大手帕。他看上去颇老练，而又乏味、寂寞；他那瘦削的肩胛把上衣微微掀起，他擤着鼻子，发出挺大的响声。把我带走吧，克拉丽莎一阵感情冲动，仿佛彼得即将开始伟大的航行；尔后，过了片刻，恰如异常激动人心、沁人肺腑的五幕剧已演完，她身历其境地度过了一生，曾经离家出走，与彼得一起生活，但此刻，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应该行动了。她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彼得走去，就像一个女人把东西整理舒齐，收拾起斗篷、手套、看戏用的望远镜，起身离开剧院，走到街上。

真令人不可思议，他想，当她走近时，带着轻微的叮当声、瑟瑟声，当她穿过房间时，竟然仍有一股魅力，仿佛当年，在夏天晚上，她能使月亮在布尔顿平台上升起，尽管他厌恶月亮。

“告诉我，”他抓住她的肩膀，“你幸福吗，克拉丽莎？理查德——”

门打开了。

“这是我的伊丽莎白，”克拉丽莎激动地说，兴许有点故作姿态。

“您好！”伊丽莎白走上前来。

在他们之间响起了大本钟铿锵有力的钟声，报告半点钟，犹如一个强壮、冷漠、不近人情的青年正使劲地扯着哑铃，忽而扯向这边，忽而扯向那边。

“你好，伊丽莎白！”彼得把手插进口袋，迈步向她走去，一边说了声“再见，克拉丽莎”，便头也不回，迅速走出房间，跑下楼梯，打开外厅的大门。

“彼得！彼得！”克拉丽莎追到楼梯口，“记住我的宴会！别忘了今晚我家的宴会！”她不得不提高嗓子，企图压下户外的喧嚣。彼得·沃尔什关上大门时，听见她呼喊：“别忘了今晚我家的宴会！”那声音又细又远，淹没在车水马龙和万钟齐鸣的喧哗之中。

记住我的宴会，记住我的宴会，彼得·沃尔什走上大街，口中有节奏地自言自语，同大本钟报时的直截了当的声音保持协调。（一圈圈沉重的音波融入空中。）唔，这些宴会，克拉丽莎的宴会，他兀自寻思。为什么她要举行这些宴会呢？他想。不过，他并不怪她，也不责备迎面走来的身穿燕尾服、钮孔里插一朵康乃馨的所谓的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沉湎在恋爱中。这幸运儿便是他自己。此刻他的身影映现在维多利亚街上一家汽车制造商店的厚玻璃橱窗上。整个印度都是他的后盾：平原，山脉，霍乱，比爱尔兰更为辽阔的土地；他，彼得·沃尔什——独自作出的抉择；在他的一生中，他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恋爱。克拉丽莎变得严厉了，他想，而且，他怀疑她还有点感情用事。他望着那些庞大的汽车，它们能够——行驶多少英里？需要多少加仑汽油？因为他对机械比较内行，在他居住的地区里，他还发明过一种犁，并且从英国定购过手推车，遗憾的是那些劳工不愿使用这些工具。克拉丽莎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这是我的伊丽莎白！”她说这句话的语气——叫他听了很不舒服。为什么不简单地说“这是伊丽莎白”呢？不真诚。伊丽莎白也不喜欢她这样说。（那洪亮、沉重的钟声的余波仍然震荡着周围的空气，报告半点钟的钟声，时间尚早，刚十一点半。）因为他了解年轻人，喜欢年轻人。而在克拉丽莎身上，他总感到有那么一点儿冷酷。当她年轻时，她总有一种羞怯的心理，到了中年，这种心理变成了世俗观念，然后一事无成，一场空，他思索着，阴郁地望着那玻璃橱窗深处，心想，是否因为他在那一时刻去看她而惹她生气了？忽然，他只觉得羞愧难当，自己表现得像个傻瓜：哭泣，动了感情，把什么都告诉她，就跟往常一样，完全一样。

仿佛一片乌云遮住太阳，寂静笼罩伦敦，压抑人的心灵。一切努力停止了。时光拍击着桅杆。我们就此停顿，我们在此伫立。唯有僵硬的习俗的枯骨支撑着人体的骨架，里面却空空如也，彼得·沃尔什喃喃自语；他感到身体被掏空，内部什么也没有。克拉丽莎拒绝了我，他站着沉思，克拉丽莎拒绝了我。

好比一个女主人准时来到客厅，却发现客人已光临而为自己辩解那样，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在诉说：我没有来迟。没有来迟，她说，现在正是十一点半；然而，尽管她绝对正确，她的声音却不愿显出个性，因为那是女主人一本正经的口吻。对过去的某种忧伤，对现在的某种关注，使她把个性隐藏。钟声在说：十一点半了。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悄悄地钻入内心深处，消逝在一圈圈音波之中，仿佛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要向自己倾诉衷肠，驱散自己，带着一阵幸福的颤抖去憩息——正如克拉丽莎穿着一身洁白的衣裳，随着钟声走下楼来，彼得·沃尔什心想。那便是克拉丽莎本人，他满怀激情、十分清晰而又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她，似乎这样的钟声多年以前就在室内回荡，他俩相对而坐，心心相印，共享那缱绻的良辰，又似采蜜归去的蜂儿，满载着千金一刻的柔情蜜意而离去。不过，是在哪一个房间？在什么时刻？当钟声敲响时，他又为何感到如此心花怒放？过了一会，当圣·玛格雷特教堂的钟声渐渐减弱，他想到她曾经患病，那钟声表示虚弱和痛苦。他想象，那是她的心脏病发作；最后一下钟声蓦地响亮有力，那是震撼生命的丧钟，克拉丽莎在她的会客室内应声就地倒下。不！不！他呐喊着，她没有死！我也不老，他呐喊着，迈开大步走上白厅街，似乎光明的未来展现在眼前，充满活力，永无休止。

他丝毫不老，不顽固，也不乏味。至于他们那些人嘛——达洛卫喽、惠特布雷德喽，以及他们那一伙人对他的风言风语，他毫不在意——一点也不（虽然他有时确实不得不考虑，理查德能否给他找份差使）。他昂首阔步，举目凝望，朝着坎布里奇公爵[37]的塑像瞪眼。他曾被牛津开除——那是事实。他曾经是社会主义信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个失败者——那也是事实。但是，他认为，文明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手中，就像三十年前他那样的青年；他们热爱抽象的原则，他们从伦敦订购书刊，一直寄到他们所在的喜马拉雅山峰之巅，他们研究科学，研究哲学。他认为未来就掌握在那样的青年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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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坎布里奇公爵，英王乔治三世的幼子阿道弗斯·弗雷德里克（1774—1850）。

背后传来一阵响声，犹如林中树叶的窸窣声，接着又有一阵沙沙声，一种有规律的得得声，赶上了他，打乱他的思路，使他不由地迈开整齐的步伐，走上白厅街。一群男孩身穿制服，手执枪支，凝视前方，大踏步行进着；他们的手臂僵直，脸部表情活像刻在塑像底座四周的铭文——颂扬尽职、感恩、忠贞不渝、热爱祖国。

彼得·沃尔什同他们保持步调一致，觉得这是很好的训练。然而，这些孩子看上去并不茁壮，大都很瘦弱，这些十来岁的男孩将来也许会站在放着一碗碗米饭、一块块肥皂的柜台后面。眼下他们却拿着从菲斯伯里街取来的花圈，准备献在空墓之前；他们神色庄重，与花圈相称，毫不掺杂声色犬马之乐或日常琐事之忧。他们已经宣誓。交通车辆尊重他们，货车都停下，让他们通过。

当他们在白厅街上行进时，彼得·沃尔什感到自己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确实如此，他们继续稳步前进，越过了他，越过每个行人，似乎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统帅着四肢，而那千变万化和毫不缄默的生活，已被安置在纪念碑和花圈组成的台阶之下，由于纪律的约束，生活变成一具瞪大眼睛的僵尸，人们不得不尊重它，尽管可能嘲笑它，却不得不尊重它，他想。他们就这样迈步向前，彼得·沃尔什思忖着，在台阶边停滞片刻，他们经过所有高耸的黑色雕像：纳尔逊[38]、戈登[39]、哈夫洛克[40]等伟大战士的雄姿矗立在他们的上空，高瞻远瞩；仿佛他们也曾同样地克己，牺牲（彼得·沃尔什感到，他也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受到同样的诱惑的摧残，终于归结为顽石一般的呆视。然而，彼得自己根本不要这种目光，尽管他尊重别人的这种目光。他能尊重孩子们眼中的这种目光。孩子们继续向河滨大道行进，渐渐消失在他的视野之中；他想，他们尚未尝到人生烦恼的苦果——没有尝到我经历过的一切，他想；他穿过马路，站在戈登的雕像下，站在他童年时代的偶像戈登的雕像下；那将军交叉双臂，跷起一条腿，孤零零地伫立着——可怜的戈登，他兀自思量。

[38]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民族英雄，曾给拿破仑的舰队以致命的打击。

[39] 戈登（1833—1885），英国将军，侵略中国与中东的刽子手。

[40] 亨利·哈夫洛克（1795—1857），英国将军。

除了克拉丽莎，还没有人知道他在伦敦。经过海上航行，他觉得大地仍然像个岛屿，正因为如此，他无法忍受那陌生之感——他孑然一身，生气勃勃而又默默无闻，独自于十一点半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41]上。这意味着什么？我在哪里？而且，他想，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离婚看来纯属空想。他的情绪顿时低落，三种强烈的情感使他不胜怅惘：领悟，大慈大悲，终于产生无法抑制而尽善尽美的快感，它似乎是另外两种情感的产物；恍惚在他的脑海里，他人之手牵动了绳索，移动了百叶窗，而他自己，尽管超脱，却站在那无穷的大道的起点，要是他愿意，也可以向前，漫游一番。他已有好久没感到如此年轻了。

[41]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广场，为纪念1805年击败拿破仑舰队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而命名。广场上矗立着指挥该战役的海军上将纳尔逊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