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伦敦休息，并决定在这座神奇的名城住几个月。克莱瓦尔希望和当地有才华有成就的名人见见面，可对我那却是次要目标。我主要忙于取得资料完成我的承诺。我很快就用到了介绍信，都是写给当时最杰出的自然哲学学者们的。

如果这次旅行是在我幸福的学习时期，我可能从它获得难以描述的快乐。但我的生命却遭到了灾难，我拜访那些人只是为了取得他们可能给我的资料，与我的目的和利害生死攸关的资料。我生来不爱和别人交往。单独一人时我还可以用天上和地下的种种形象充满自己的心，亨利的语声也能给我安慰，我还可以欺骗自己，取得暂时的宁静。但是人们那些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千篇一律的面孔又把失望送到了我的心里。我看见自己和人们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那是用威廉和贾斯汀的血筑成的。一回忆起与这两个名字有关的事件，我就满心痛苦。

我在克莱瓦尔身上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形象。他很好奇，急于追求经验和知识。他所观察到的风俗习惯的差异对他来说是知识和快乐的无穷源泉。他还在追求一个向往已久的目标：去印度。他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当地的种种语言，他对印度社会的见解可以大大地促进欧洲在那里的殖民活动和商业发展。而只有留在英国，他才能推进这个目标。他永远匆忙，只有我这忧伤沮丧的心情干扰了他的愉快（虽然我已竭尽全力地掩饰）。他刚进入一种崭新的生活，又没有忧患和悲痛的回忆，因此感到欢乐很自然。可我为了独自待着，就常常硬说有别的事，拒绝陪他出去。我开始搜集进行那新创造所需的材料。那就像是把折磨一滴滴地不断滴到自己的头上——我说出每个有关它的想法都是一种极端的痛苦，每一个字都使我嘴唇颤抖，心跳加剧。

在伦敦过了几个月，我们收到一个人从苏格兰写来的信。当年他曾来日内瓦我们家做过客。他在信上谈到他故乡的美景，然后问我们，那美景能不能诱使我们往北远行到珀斯——他所居住的地点。克莱瓦尔迫切地希望接受邀请。而我呢，虽然厌恶跟别人一起，却喜欢看山看水，看大自然用以装点自己居住地的精彩成就。

我们是十月初到达英格兰的，现在已经是二月了。我们决定一个月后就开始北行。这一次远征我们不打算走通往爱丁堡的大道，而是去温莎、牛津、马特洛克和坎伯兰湖区，并决定在七月底左右结束旅行。我把我的化学器械和搜集的资料打了包，决定在苏格兰高地北部某个偏僻角落把工作完成。

我们三月二十七日离开伦敦，在温莎逗留了几天，到美丽的树林里去逛了逛。那对我们山居的人说来是一种新的景色，参天的橡树，无数的飞禽走兽，一群群神态庄重的鹿，看上去都非常新奇。

我们从那里又去了牛津。进入城市时，我们心里充满了对一个半世纪前发生在那里的事件的记忆。查理一世就是在这里聚集起他的部队的。当整个国家都抛弃了他的事业，聚集到国会和自由的旗帜下时，这个城市还忠于他。对于那不幸的国王、王后、王子和他的同伙（友好的福尔克兰、怪脾气的戈林）的记忆，使得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显得特别有趣——那时他们很可能在这里住过，往日的精神在这里落了脚。我们追寻着它的足迹，兴味盎然。如果这一类感受还没有在想象里得到满足的话，这城市的外貌也有足够的美让我们赞叹。一所所学院古色古香，街道几乎算得上堂皇，可爱的艾西斯河沿着街道流动，穿过一片片翠绿的草地，然后散开，化为一个个宁静的水面，倒映出一座座为古树环绕的塔楼、尖顶和圆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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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欣赏这类景色，但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展望破坏了我的兴趣。我本是为平静的欢乐而生，青年时代从未感到过不满。即使曾为厌倦压倒，大自然的绮丽景色和杰出崇高的人的作品总可以吸引我的心，提升我的精神。然而现在我却成了一株遭到雷击的树，一直击到了灵魂。这时我更感到应该活下去，展示出我马上就将展示不出的东西：被摧毁的人性，别人觉得可怜、我自己觉得难堪的人性。

我们在牛津住了相当久，在近郊漫步，努力辨识出那些与英国历史的活跃时代有关的古迹。我们小小的发现之旅往往为随之出现的一系列景物而延长。我们参观了功勋卓著的汉普顿[1]的墓地，那爱国者倒下的战场。一时，我的灵魂竟提升了，摆脱了低贱卑劣的恐惧，思考起这些景物所体现的自由和自我牺牲的崇高意义来。我竟怀着崇高与自由的精神踌躇四顾，要想摆脱桎梏了。但我的桎梏是咬进肉里的。我又颤颤巍巍地倒了下去，回到可怜巴巴的自己，没有了希望。

[1] 约翰 · 汉普顿(1594—1642)，英国国会领袖，1642年在反对国王查理一世的战争里死亡。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牛津，来到下一个落脚地——马特洛克。这村子附近的田野风光在很大程度上像瑞士，只是都小巧些，翠绿的山峦后也少了故乡那松林密布的阿尔卑斯雪峰。我们还参观了那神奇的岩洞和几个自然博物馆。那里的古玩珍奇的展出方式与塞沃克斯和沙穆尼没什么不同。亨利说出沙穆尼这个地名时，我不禁颤抖了。我急忙离开了马特洛克，因为这地方令我想到那可怖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