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请他进去。他们穿过好几个房间，房间里堆着旧货，衣架上挂着衣服，墙角摆着一排枪，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他们此时应当离原来的建筑物有相当的距离了），他们终于进入一间小地下室，那里有二十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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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下，审视着在场的人；他认识其中的几个。三个男人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子旁边；其中一个戴着鸭舌帽的正在说话；他在谈论一个神秘而即将临近的日子，一切都会在那天决定下来；根据计划，所有的一切都是为那天而准备的：传单、报纸、电台、邮局、发报机和武器。接着他问每一个人他们为那天的胜利所各自承担的任务。他也问了克萨维尔，问他有没有把名单带来。

这是一个残忍的时刻。为了确保自己不被发现，克萨维尔很久以来一直把名单抄在捷克语作业本的最后一页。这本子在他的书包里，和他别的课本在一起。但是书包呢？他没带书包！

戴鸭舌帽的男人重复了他的问题。

上帝啊，书包在哪里呢？他焦躁不安地想着，在他的记忆深处，飘忽着一点模糊不定的，抓不住的记忆，非常甜美，充满幸福；他想要抓住这飘忽的记忆，但是他没有时间了，因为所有的面孔都转向他，在等他回答。他必须承认他没带名单。

这些他当成同志的人的脸变得严峻起来，戴鸭舌帽的男人用冰冷的声音对他说如果敌人拥有这张名单，那么他们倾注了所有希望的这一天就被毁了，这一天就会和平时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一个空泛的，没有生命力的日子。

但是克萨维尔没有时间回答。门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人出现在门口吹响了口哨。这是警备的信号；就在鸭舌帽男人还未能发出他的第一声命令之前，克萨维尔开口了：“让我第一个出去，”他说，因为他知道此时他们面前的路充满了危险，第一个出去的人很有可能会死。

克萨维尔知道他忘记了名单，知道他应当弥补这错误。但不仅仅是负罪感将他推上了这条危险之路。他讨厌那些瑟瑟缩缩，生命不够完整做人也不够完整的渺小的人。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放上天平，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死亡。他要让自己的每一个举动，甚至每天每时每刻都经受死亡这个最崇高的标准的考验。正因为这样，他走在队伍之首，在深渊中走出一条直线，顶着枪林弹雨的光环，就这样，他在所有人的眼里变得伟大了，变得具有无限的意义，无限的意义，就像死亡一样……

戴鸭舌帽的男人仍然用冰冷而严峻的目光看着他，可是此时却闪过了理解的光芒。“好，走吧！”他对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