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这片领地上，所有的话都是真理。诗人昨天说：生命就像哭泣一样无用，他今天说：生命就像笑容一样快乐，每回都是他有道理。他今天说：一切都结束了，在寂静中沉没，明天他又会说：什么都没有结束，一切都在永恒地回响，而两句话都是真的。诗人根本不需要证明；惟一的证明就取决于他的激情的程度。

抒情的天才同时就是没有经验的天才。诗人对这个世界的事情知之甚少，但从他心中迸发出来的词语却都成了美丽的组装件，最终仿佛水晶一般确定；诗人从来都不是成熟的男人，但他的诗句总具有一种预言式的成熟，在这份成熟面前诗人本人也无从进入。

啊，我水中的爱情！妈妈读到雅罗米尔的第一首诗时，她觉得（几乎羞愧地）儿子比她更早知道爱情；她没有怀疑到他透过锁孔看的是玛格达，水中的爱情对她而言仅仅是某种普遍的东西，是爱情神秘的一面，有时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我们只能猜，就像猜预言家的话一样。

诗人的不成熟也许颇为可笑，但是也含有某种令我们惊醒的东西：在诗人的话语中有一滴从他心底跳出来的，赋予诗句以美丽的光辉的精粹。但是这一滴精粹，并不需要真正经历过再从诗人的心底提炼出来，我们觉得诗人挤压他的心灵就像厨师在色拉上挤柠檬汁那样。说真话，雅罗米尔根本没有真正担心过马赛的罢工工人，但是他写爱情诗的时候，他真正从他们这里汲取营养，他真的被感动了，他慷慨地用这份激情浇灌着他的词语，于是这些词语在他便成了有血有肉的真实。

诗人用他的诗歌描绘自己的肖像；但正如同没有肖像是忠实的，我们也可以说诗人通过他的诗歌在修正自己的面孔。

修正？是的，他让这张脸更富表现力，因为他自己的轮廓如此不确定，这一点令他痛苦；他觉得自己混乱，不起眼，微不足道；他在寻求自己的表达形式；他希望诗歌的这种肖像性描绘可以帮助他巩固自己的轮廓。

而且他要使这张脸更富戏剧性，因为他的生活是贫瘠的，缺乏惊心动魄的事件。他情感与梦想的世界在诗歌中得到了具体化，因此通常这个世界的喧嚣混乱，可以取代他在真正的生活里所缺乏的行动和奇遇。

但是为了能够披上这肖像，为了能戴上这个面具进入世界，那就必须陈列出这个面具，亦即让诗歌得以发表。雅罗米尔已经有好几首诗发表在《红色权力报》上了，但他仍然不是很满意。在他随诗歌所附的信中，他用了非常亲近的口吻，尽管那编辑他根本不认识，因为他希望编辑能给他回信，并且与他相识。只是（这几乎可以说有点侮辱性的），尽管发表了他的诗歌，这些人似乎根本没有要结识活生生的他，将他接纳为他们当中一员的意思；编辑从来没有回复过他的信。

在他的大学同学中，他的诗歌同样没能引起他所希望的那种反响。如果说他曾经属于过那类站在讲台上、照片闪耀在画刊上的现代诗人的精英，在他同届的大学同学眼中，他也许不过是个怪物。但淹没在日报众多版面中的那几首诗还是引起了他们几分钟的注意，雅罗米尔因此在他们那些都认为自己必将走上仕途或外交生涯的同学眼里，不是一个奇特得让人觉得有意思的人，而是一个无趣的怪物。

而雅罗米尔是多么向往光荣啊！他像所有的诗人一样向往光荣：哦！光荣，哦！强大的神灵！啊，让你伟大的名字给我灵感，愿我的诗歌将你征服！维克多·雨果祈祷道。我是个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总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热爱我，我必须说出来，我应该在我未完成的坟墓脚下祈祷，伊里·奥尔滕想到他未来的光荣时这样自我安慰道。

这种被欣赏癖不能算是抒情诗人的天才所带来的瑕疵（就像我们有时诠释数学家或建筑师那样），它根本就是诗人天才的精华，它是抒情诗人有别于他人的特征：因为诗人就是把自己的肖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那个人，他希望自己映照在诗句上的面孔能得到大家的欣赏和喜爱。

我的灵魂是一朵散发着特别味道的奇葩，有点神经质。我有非同一般的天赋，也许我就是天才，伊里·沃尔克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而雅罗米尔，既然报纸编辑如此沉默令他伤心，他选择了几首诗寄往时下最被看好的文学杂志。多么幸福啊！两个星期以后，他收到了答复：杂志觉得他的诗句很有意思，让他到编辑部去一趟。他精心地为这次会面做准备，就像昔日他和女孩约会之前一样。他决定届时向编辑介绍——最为深刻地介绍——自己，他想要准确地界定自己，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男人，他有哪些诗作，从哪里来，克服了怎样的困难，他的喜好，他的厌恶。最后，他拿了一支笔和一张纸，按照几个主要方面记下自己的立场、看法和成长的几个阶段。他涂黑了好几张纸，于是某一天，他敲响编辑部的门，走进去。

一个戴眼镜的瘦小男人坐在办公室里问他有何贵干。雅罗米尔报了自己的名字。编辑再一次问他有何贵干。雅罗米尔又一次（更为清晰更为响亮地）报了自己的名字。编辑说他很高兴结识雅罗米尔，但他还是想知道他究竟有何贵干。雅罗米尔说他把诗寄给编辑部，他收到了回信，请他上编辑部来一趟。编辑回答说是他的同事负责诗歌，而这会儿他正好不在。雅罗米尔说他很遗憾，因为他很想知道他的诗歌什么时候能发表。

编辑失去了耐心，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抓住雅罗米尔的胳膊，把他带到一个大橱前。他打开大橱，将放在一层层隔板上成卷的稿纸指给他看：“亲爱的同志，我们平均每天要收到十二个新作者的诗歌。你算算一年得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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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算不出来。”雅罗米尔尴尬地说，因为编辑还在坚持。

“一年是四千三百八十个新诗人。你想出国吗？”

“为什么不呢？”雅罗米尔说。

“那么就继续写，”编辑说，“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出口诗人。别的国家出口装配工，工程师，小麦或煤炭，我们国家的宝贵资源就是抒情诗人。捷克的诗人将出去帮助建立发展中国家的诗歌。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得到椰子和香蕉。”

几天后，妈妈对雅罗米尔说镇中学看门人的儿子来找过他：“他让你到警察局去找他，还让我代为转达对你的祝贺，说你的诗写得非常好。”

雅罗米尔高兴得脸都红了：“他真这样说的吗？”

“是的。临走时，他就是这么说：请代为转告我的祝贺，他的诗写得很好。别忘了他托你的事情。”

“我很高兴，是的，非常高兴，”雅罗米尔特别坚定地说，“我正是为他这样的人写诗。我不是为编辑写的。木匠不是为了别的木匠做椅子，而是为了大众。”

于是有一天他跨过国家安全局大楼的门槛，他向身佩手枪的门卫通报了名字，在走廊上等他的老同学，老同学下了楼，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老同学的办公室，老同学重复了四遍说：“我的老朋友，在学校时，我可不知道自己和一个著名人物在一起呢。我一直在问自己，究竟是不是他呢，但是最后，我说服自己说叫这个名字的人可不是太多。”

接着他把雅罗米尔带到走廊里，在一块大黑板前停下，黑板上钉着好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警察有的牵着狗，有的拿着武器，有的拉着降落伞），两段通告，而黑板当中正是从报纸上剪下的雅罗米尔的诗歌；这张剪报被红笔精心勾勒过，仿佛成了整个黑板的中心。

“你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吗？”看门人的儿子问道，雅罗米尔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他很幸福；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诗歌具有独立的生命，而不仅仅附属于他。

看门人的儿子挽住他胳膊，重新把他带回办公室。“你瞧，你也许没想到警察也读诗，”他笑着说。

“为什么不呢？”雅罗米尔说，想到读自己的诗歌的人不是老姑娘而是腰间挎着手枪的警察。“为什么不呢，今天的警察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刽子手是有区别的。”

“你也许不认为可以把这两样放在一起，警察和诗歌，但这是真的，”看门人的儿子继续发挥自己的想法。

而雅罗米尔也顺着自己的逻辑讲下去：“再说，今天的警察和过去的警察不是一回事，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些肮脏的娘娘腔的家伙了。”

看门人的儿子却一直遵循着自己的逻辑之线：“正因为我们的职业如此艰苦（你根本不能想象出艰苦的程度），我们有时才需要精致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忍受眼前不得不做的事情。”

接着他提议（因为他正好执勤完毕）到隔壁的咖啡馆里喝上两三杯啤酒。“我的老朋友，可不是每天都那么轻松的，”他手里拿着一大杯啤酒，接着原来的话题说下去，“你还记得上次我和你提到的那个犹太人吗？他如今在大牢里。那是个伪装得很好的恶棍。”

雅罗米尔当然不知道曾经领导青年马克思主义小圈子的棕发家伙已经被捕；当然，他模模糊糊地知道有人被捕入狱，‘但是他不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捕了，并且其中还有共产党员，揭发他们的人饱受酷刑折磨，所以这些共产党员的所谓罪行基本上是胡编出来的；于是他只能简单地表示了自己的惊讶，可没有表达任何意见，但无论怎样他还是有点害怕和同情，因此看门人的儿子更加激烈地肯定道：“在这种事情里，不能牵扯任何感情的因素。”

想到看门人的儿子再次远离他，再次先他一步，雅罗米尔不禁有点害怕。“如果说我对他怀有同情之心，你不要感到惊讶。这很正常。但是你说得对，感情会让我们付出昂贵的代价。”

“昂贵得可怕，”看门人的儿子说。

“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想如此残酷。”雅罗米尔说。

“当然不想，”看门人的儿子表示同意。

“但是如果对残酷的人不够残酷，那就有可能是更大的残酷。”雅罗米尔说。

“是的，”看门人的儿子再次表示同意。

“对于自由的敌人就不能给他们自由。这很残忍，我知道，但必须这样。”

“必须这样，”看门人的儿子同意地说，“就这个问题我可以和你谈上很长时间，但是我不能，我什么也不能说。所有这些都是秘密，我的朋友。即便对我的妻子，我也从来不说我在这里干的事情。”

“我知道，”雅罗米尔说，“我能够理解。”他再一次羡慕起他的老同学来，这份具有男子汉气魄的职业，这份秘密性，还有他的妻子，而且他要在他妻子面前保守秘密，他的妻子也只能接受；他羡慕他那份真实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残酷的美丽（还有美丽的残酷）不断在超越（他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逮捕那个棕发家伙，他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我们必须这样做），他羡慕自己尚未进入（在和他年龄相仿的老同学面前，他又一次苦涩地明白了这一点）的真实生活。

正当雅罗米尔怀着羡慕沉思的时候，看门人的儿子凝视着他（他的双唇微微分开，露出愚蠢的笑容），开始背诵贴在黑板上的诗歌；他记得很牢，因为没有一个背错的地方。雅罗米尔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表现（老同学一直盯着他看），脸都红了（他觉得老同学幼稚的背诵颇为可笑），但是他所体验到的那种幸福的骄傲要远比窘迫来得强烈：看门人的儿子懂得并且喜爱他的诗歌！他的诗歌因此进入男人的世界，代替他，先于他，好像是他的信使，他的先头小分队！他洋洋自得，两眼含着泪水：对此他颇为害羞，低下了头。

看门人的儿子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背诵，仍然盯着雅罗米尔看；接着他解释说此时他们正在布拉格郊区一座漂亮的大别墅里进行年轻警察的年度培训，他们经常会邀请一些有意思的人组织讨论。“我们也想请一些诗人，找个星期天，组织一场盛大的诗歌晚会。”

然后他们又喝了一杯啤酒，雅罗米尔说：“正是因为诗歌晚会是警察组织的，这才真正好。”

“为什么不该是警察呢？为什么不呢？”

“当然，为什么不呢？”雅罗米尔说，“警察和诗歌在一起非常和谐，比某些人想象的要和谐得多。”

“可为什么警察不能和诗歌在一起呢？”看门人的儿子说。

“为什么不能？”雅罗米尔说。

“对，为什么不能？”看门人的儿子说，他还说他希望看到雅罗米尔在被邀的诗人之列。

雅罗米尔开始不愿意，但最后还是非常情愿地接受了。唉！如果说文学还在犹豫是否伸出他那脆弱的手（娇嫩的），生活本身却向诗歌伸出了自己的手（粗鲁却坚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