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只剩下残留着一点面包屑的空盘子，酒瓶也空了一半，她在谈论（自由而毫无阻碍地谈着）监狱，她的同牢囚犯，看守，像过去一样，她总是沉湎于一些她觉得有趣的细节，将这个人或那个人纳入她那毫无逻辑却不乏趣味的喋喋不休中。

但是，在她今日的闲谈中又添进了某种新东西；以前，她的话总是幼稚地导向事物的要旨，但是此时，她的话都只是躲避事物本质的借口而已。

但事物的要旨在哪里呢？接着四十来岁的男人觉得猜到了，他问：“你哥哥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姑娘说。

“他们放了他吗？”

“没有。”

四十来岁的男人明白为什么姑娘会从火车站的售票柜台逃跑，为什么她这么害怕回自己家；因为她不仅仅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她还是造成哥哥以及全家不幸的罪魁祸首；他能够想象在审问中他们是如何逼她承认这件事的，而她为了解脱，又是如何陷入越来越可疑的新谎言之中的。她又如何和父母解释说不是她揭发的哥哥，给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是一个谁都没听说过的年轻男人，甚至此时都已经不再存在的年轻男人？

姑娘沉默了，四十来岁的男人突然觉得心中升起无限同情，最终他简直被这同情淹没了：“今天就别回你父母家了。你还有时间。你先得好好想想。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留在这里。”

接着，他向她弯下身子，将手贴在她的面颊上；他没有抚摸她，他只是轻轻地把手贴着她的脸，很长时间都没有松开。

这个手势包含着那么多的好心好意，姑娘的眼泪不禁流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