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从很多方面都可以说，你的这部作品集大成，所有的人物都在此交汇。而且这本书能看出你许多以前作品的影子。但我也知道，集大成处理不好，就成了拼贴与堆积。好在你这部小说还没给我这样的感觉。

林：的确，书里陈青铜、海豆这两个人物，《守望空心岁月》里写过。但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出现呢？因为总是觉得，当年那部作品，没有穷尽这个素材的能量，而我当时写出来还自认特别好，才华横溢，自选集都收它。现在发现太差了。《北去来辞》一开始还没有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写着写着，他们自动走了进来。走进来之后，他们从当年的原点重新出发，变得越来越清晰，更加有实感，更加与海红血肉相连。当年这两个人物其实是没有完成的，他们在《北去来辞》里才获得完成。

孙：就是说，当年炉温不够，你炼出了生铁，现在火候到了，你要重新淬火锻造。

林：是这么个意思，我称之为再度出发。还是你这个比喻精妙！

孙：不过我很奇怪，这里面所有作品中的人物都出现了，怎么就没有《玻璃虫》里面的。甚至在你的谈话中，也好像忘了这部作品。

林：《玻璃虫》？多差啊，我把它彻底否定了。

孙：可我当时读的感觉不差啊。而且我记得，这部作品还拉近了我和你作品的距离。我们虽然以前做过短暂的同事，但是看你当时的作品，我个人感觉还是离你很远的。多米的姿态是不管不顾地往前走，哪怕前面是陷阱，我可能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不舍得自己，所以看到陷阱就会本能地躲开。所以对于你早期的作品，即使我承认，那些都是重要而独特的女性生命经验，但让我共鸣的还很少。到这部，我突然发现，林白喜了。生命见阳光了。金灿灿的感觉，所以就愿意和这样的林白接近了。

林：你这么说，让我意识到，它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有价值的。可能是受知识分子影响，觉得此书没意义，对发出生命光亮的东西视而不见，本来我是注重生命感觉的人，但时常有知识障，或意义障。现在客观地说，《玻璃虫》的确是一个生命打开过程中的作品。重要的是里面有了自嘲。人要能自嘲才能脱离自恋，所以我记得，写完这部之后我就去走黄河了，有了后面的《枕黄记》。之后我就不怕人了，能和人聊天，然后有了《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

孙：是啊，真的是和以前不同了。但这部作品在《北去来辞》里没有得到呼应。影子都没有。

林：也可能因为它是游戏性的、狂欢性的，而《北去来辞》是自我审视的类型，两者气质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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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良这个人，过去我不会这样来写他

孙：实际上你的这些再度出发，也可以带着生命成长的意味来看。我看微博上有人赞你笔下道良这个人的塑造。以我们习惯性的贴标签式归类法，作为海红丈夫的道良应该算左派，而且是过气的左派……但是在你笔下，这个人物反而更有质感。

林：评论家陈晓明概括他是共产国际的遗存，在承担暴力革命的后果。

孙：这个我没有他那样的理论高度。我只是觉得，这个类型的人物如此塑造，我在当代小说中还没看到。你并没有将他扁平化，写得让人讨厌，相反在他身上，我同时还能感到他生命深处的某个部分，是有依归的。比如他沉迷在在旧物上面，还有他教海红书法。我觉得检验一个人物是否写得成功，就是看读者是否愿意去理解他。而不是这人上来就把这个人画叉了。

林：你这话说得真好，“检验一个人物是否写得成功，就是看读者是否愿意去理解他。”当代作家可能会很回避写这种人物。因为把握不好就只有讨厌了。但我觉得，作家写小说，首先得喜欢他笔下的每一个人。不能把人当标签写。道良是一个失败者。而文学就该写失败者。甚至我觉得，作家最好也是现代生活中的失败者。如果一个作家总是拿奖，一开机就印几十万，每本书都平趟市场，动不动就到法兰克福去，名利双收，万众瞩目，对这样的作家我是有所怀疑的。当然，不排除也有人能超越这一切，不为所困。也许我对失败者更有感觉，他的外部和内部的面更多，更令人感慨，更适合小说表达。有媒体也问我，道良这个人是不是很值得同情，我回答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能承担自己的命运，不需要别人同情。

孙：是，你写出了人的多义性。还包括场景的多义性。我对你景山上的合唱那段描述印象太深了。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某个公园不同团体在合唱不同的歌，而我们落笔不好就变成了简单的反讽，或者批判什么的，所以看你那段描述，太微妙会心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林：如果是完全的批判立场，当然写出来就是批判。欣赏的立场的话，写出来就会传达出欣赏。我不是单一立场，而且我站得有一定距离，所以就写成了这样。

孙：但这也挺考验笔触功力。你的《一个人的战争》，绝对不多义。

林：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读者很喜欢《一》，前不久一个读者几次跟我说起《一》，“当初读《一》，看到伤痛之处时，似乎听得到如刀切开器物时‘刺’的一声音，锐利、毫不留情、直指见心，我今天回看，明白那不仅仅是因为作者的写实能力和真诚，而且还有passion（激情），所以我现在能看出作品的力量与热度，那种热度背后隐含了一种对精神自由的真正追寻（未必全是女性主义所能定义，其实是人所共通），即使是朴素而原始的，也是可贵的，而非通常被评论家认为的阴郁。先锋的艺术，其实作品的外表都不精巧，甚至会故意很rough（粗糙），但都需要给受众体很强的冲击力，我想，《一》做到了。”这个读者又说道，“前几天重看一些章节，还是喜欢（很多作品几年后重读时，会完全看不下去，比如《白鹿原》）。多米那个人物塑造的非常好，而且语言有张力，刻画情绪及心理时有极好的层次感、连贯性，更重要的是有冲击力和杀伤力，而且中间穿插场景变化，有戏剧性和心理上的视觉感，我现在看着都觉得过瘾，像听很酣畅的心理乐章，而且充满勇气！真正孤独的内心会是最有力量的。现在回看，那个作品里有些朴素的冷峻——在那样的年龄和时代，这样的作者的确有天才成分。其实有好多地方，我当年看的时候也都没注意，更谈不上多了解，只是被击中了（striking！）”

林：《一个人的战争》是单向的，锐利、充满激情和野性、奋不顾身，对有感受力的读者会有震荡，但《北去来辞》更丰富，沉潜，它不是一支呼呼作响的箭头，而是一棵静默的树。

五、当多米成长为海红

孙：现在我得说，有的作品是养自己的，有些是耗自己的，包括阅读也是同样的。你的这部作品，我感觉是养自己的那类。而你最早的那几部，属于后者。客观上说，你是一个把自我经验用到最大化的作家，这部作品同样能看到你生活的影子。那你介意别人把海红与你画等号吗？

林：我早期的作品是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但就这部，海红与我还是隔得挺远的。如果没有这个距离，很可能就会写成又一部《一个人的战争》。

孙：是，当年读那里面的多米的故事，感觉和当时的你是高度叠合的。

林：把《一个人的战争》称做我的自传性作品，接受起来都比较勉强，我比较同意的是有自传色彩。《北去来辞》更不能用自叙传来概括了！海红和我是有距离的，另外，这部作品无论从叙述角度、人物，包括海红的经历，都不是自传性的。比如，我自己的父亲是我三岁时去世的，也不是死于精神病。

孙：但是否可以说，这一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多米已经成长为海红？

林：这个还说得过去。因为成为了海红，所以她的世界开阔了，人生境界提高了，对人对世有了悲悯，而且可以容得下许多东西了。以前，或者说对多米来说，她的心是容不下这些的。

孙：那我接着要问一个问题，作为最早被划在女性私人写作这个类型的作家，现在的你对这个称谓有什么看法？

林：这个标签太难受了，用在早期的作品也许还凑合，但现在，包括女性主义，我都觉得把我圈得太死了。这样来看一个作品，不知会损耗多少东西！《北去来辞》，当然更不是女性主义可以概括的。

孙：当然不是。因为我在里面已经看到一个开阔的空间，还有无数条路。甚至说到海红的归宿，假如她是我们身边的人的话，我也不觉得她的婚姻是多么大的灾难。道良给予她的文化安定感，也许是别人不能给的。

林：文化安定感，说得真好！也有别的读者不这么看。我看到有人认为海红的选择很无奈。

孙：道良中间问过一句：你还离开吗？是海红自己选择了在一起。我觉得她是慢慢想明白了一些事。小说中描述她和道良一起去乡下，又一起返回。我就感觉她的生活慢慢落地了。年轻女孩往往觉得，生命中只有爱情一件事。慢慢成长了，会觉得人世还有很多值得珍视的，比如亲情，比如文化的归属感。包括写字、劳动，甚至自己种植的小东西收获时的喜悦。看你描述到这些，我其实已经能知道你近些年的生活，也是慢慢落地的状态。

林：是，落地的感觉太好了，2009年我到湖北农村拔花生，栽棉花，干得每天一身汗，特别愉悦。人是要每天劳动的，见见阳光，出出汗。

孙：就是还是要把自己打开，和真实的事物发生联系。

林：及物。及物很重要。人老处在形而上，会疯掉的。虽然说内宇宙无限广阔，但其实没那么无限，而且即使有，也是从外面来的。从历史中来，从你的文化中来。是外在的映照。

孙：说到文化，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当代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字画画了。我也经常看你在微博上晒书法，《北去来辞》扉页用的就是你的书法作品。我的字很差，但我能想象练书法带给你的生命喜悦。

林：书法真的能带给人文化安定感。以前我也临帖，但临的是唐楷，后来有朋友提醒我唐楷已经是书法的末端，该从源头临起。我前一段到云南小住，跟着朋友的孩子做了三件事，一是打坐，二是念咒，三就是练曹全碑。回家后下笔，发现字就变了，再没以前那么僵硬了。原来字的变法，是和人的心境状态有关的。

孙：小说里的海红的书法，还是道良引导的。

林：是，如果说，多米能够成为海红，和道良有关，我也是同意的。

还有，年初在微博上看到有读者说《北去来辞》不提供出路，这且存而不论，我认为海红精神上是有出路的，她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我执，虽还远不够通透，但有解放感和喜悦感，所以雨后的沙石路面才是“崭崭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