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前的时间将他抛到了绝望的边缘；幸好他有另一张能将他带至满天星斗间的镜子。这面令人激动的镜子就是他的诗句；对于他尚未写下的诗句他存在着一份追念，对于他已经写下的他则兴味盎然地回味着，就好像想女人那般；他不仅仅是这些诗句的作者，他还是关于它们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他起草了关于这些诗句的评论，他将自己的诗作分成不同的时期，每个时期都给了相应的名称，于是他将自己两三年时间里的诗作看成是一个历史进程，值得对之进行历史性的编年排序。

这里有一种安慰：在尘世，他过着日常的生活，上课，和妈妈外婆一起吃饭，一种无法表达清楚的空虚在日渐扩大；可是在上面，在他的诗作中，他设置了自己的路标，放置了标有尺度和铭文的柱子；在这里时间是可以明确表达并且被分成各个不同的时期的；他从一个诗歌时期到了另一个诗歌时期，可以（用眼角的余光瞥着下面的尘世，在那可怕的没有任何事件的一潭死水里）向自己宣布——充满激情地，令人激动不已地——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个新时期毫无疑问地为他的想象打开了新的视野。

于是他能够坚决而肯定地对自己说，尽管他的外表微不足道（甚至他的生活也是如此），可是他拥有一种特殊的财富；换句话说：他可以肯定自己是被选中的人。

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耽搁一会儿：

雅罗米尔继续去画家那里，当然不太频繁了，因为妈妈不赞成；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不再画画了，但是有一天他终于有勇气将自己的诗作拿给画家看，并且在这之后给他看了自己的所有诗作。画家怀着极大的热情读了他的诗作，甚至有些时候画家会留下来给自己的朋友读，这让雅罗米尔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曾经一度对他的画作持怀疑态度的画家对他而言是绝对权威；他认为对于艺术作品的价值一定存在着（几乎所有初涉艺术领域的人都会藏着这样的想法）某种客观的评判标准（就像塞夫勒博物馆里的那个铂金的米尺原器一样），而画家一定知道这个标准。

但是这里仍然有令雅罗米尔感到恼火的东西：他从来不能分辨他的诗作里，究竟画家欣赏的是什么，厌弃的又是什么；画家有时会对他匆匆写就的诗句大加赞赏，有时又会对雅罗米尔珍视的诗句流露出可恶的表情。又如何解释这一切呢？如果说雅罗米尔无法理解他自己写的东西的价值，那不就等于说他只是在机械地、偶然地、不自觉地甚至毫无意识地创造了价值（就像那时候他完全出于偶然画出的狗面人身令画家感到兴奋不已一样），因此他的这种创造也毫无才能可言。

“当然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画家对他说，“也许你会认为你诗作中某个充满魅力的场景或形象是你理性推理的结果？根本不是：它只是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的；突然，出乎你的意料；这形象的创造者不是你；而是存在于你之中的某个人，某个在你的内部写诗的人。而这个存在于你之中写着你的诗作的人，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的无所不能的意识流；如果说这意识流选择了你作为表达的小提琴，这并不是你的才能，因为在这意识流中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在画家的脑中，这些话只是一种谦虚，可在雅罗米尔看来，这正是他值得骄傲之所在；诚然，就算他不是这些诗作里的形象的作者，但正是某种神秘的力量选择了他这只执行之手；他从中感受到了某种比才能更伟大更值得他骄傲的东西：他是被选中的人，他能够因此而骄傲。

再说他从来不曾忘记在温泉疗养院里那位夫人说过的话：这个孩子会有伟大的前程。他相信这话，把这话看成是预言。未来对于他来说是遥远的不可知，其中掺杂了革命的场景（画家经常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诗人那种波希米亚的自由气质；他知道他会赋予这未来以伟大和光荣，这给了他一种肯定，是他为之所痛苦的诸多犹疑之外的一种肯定。